陆集源

    宋代，由于北方的辽、金、蒙等民族的兴起，战乱频繁，陆路通往中亚、欧洲的贸易路线受阻，宋王朝采取禁绝陆路交往的边防政策，所以对外贸易依赖海上交通运输。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，外贸重心逐渐移到东南沿海。

    潮州地区是滨海之地，早在西汉就已经有航海的记载。到了宋代，海上丝绸之路的政策，给潮州地区带来了机遇，促使了这一地区的海运贸易应运而生，凤岭、庵埠、东陇、柘林和南澳各个港口相继崛起并逐步繁荣。

    从地理自然环境来说，潮州自唐末以后，韩江三角洲中部低地平原和榕江、练江下游平原已经形成，人口分布也逐渐从北部山区移向沿海平原；交通方面从过去依赖山区小路逐渐发展水路和海运；经济上农业、渔业、盐业发展很快，特别是陶瓷产品大量出口外销。南宋淳熙年间时任广东提典刑狱诗人杨万里来到潮州，他写了一首《揭阳道中》的诗云：“地平如掌树成行，野有邮亭浦有梁，旧日潮州底处所，如今风物冠南方。”这是对潮州平原景物的写照，说明南宋时潮州的交通已有一定规模，对发展海运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

    潮州境内河流纵横，港湾密布，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，都是靠近韩江边。潮州陶瓷产品出口外销，是经由韩江出海的。而海船停泊地点，也都是韩江支流或榕江、练江沿岸或出海口。北宋时，韩江三角洲上的中部低洼地平原区已形成，这个地区，以庵埠—程洋岗—东陇一线为分界，这一界线是当时的海岸线，也就是宋、元时期潮州的主要海港。北宋时，庵埠港是潮州对外贸易主要港口，《潮州府志》说：“庵埠集百货之舟，如蜂屯蚁聚”，当时从湖头至水吼桥一带都是海船停泊之地，有咸鱼踏头、盐踏头等古代码头旧迹。在湖头附近，曾发掘出埋在几米深的古船、古钱和茶叶。到了宋代末期，庵埠以南的海滩已形成陆地，成为鱼它浦盐场。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(1220)，潮州水军移驻鱼它浦场“以扼海道”。

    澄海程洋岗乡外的凤岭，北宋时是韩江东溪出海口，程洋岗及附近的前埔周围有许多瓷窑，陶瓷产品远销东南亚及国内沿海各地，至今已发现宋代窑群17座，其窑砖经鉴定为南北朝年代产品。凤山岗上有凤岭宫、天后庙等供古代航海者祈拜庙宇。宋哲宗元符二年(1099)，盐运官李前在凤岭山下凿通韩江东溪与北溪之间的运河，称为南溪，并题诗刻石，诗云：“筑堤开井易通津，神宇盐亭又鼎新，力小尚能支五事，增光更俟后来人。”从石刻诗看，当时开凿这条运河主要目的是为了盐运。到了南宋末年，出海口下移至现今澄海县城南门外了，称望村，南宋景炎年间，丞相陆秀夫被贬移居望村即此地。

    东陇古称北汕头，为韩江北溪出海口，唐、宋年代，韩江北溪为潮州出海的主要航道。东陇出海即为柘林湾，前临南澳岛，是通洋船只必经之地。《潮州府志》载：“东陇东樟林之西，北达郡城，商船停泊之处，为海船出入要隘，木筏、盐船货物总汇之地，其出海处称岭港，水自韩江发源而来，往来客舟多泊于此。”

    明代饶平人陈天资撰写的《东里志》是记述潮州的南澳岛和柘林湾一带的方志，该志载：“天后宫，一在大城东门外，一在柘林守备营后，一在深澳，宋时蕃舶建，时加修理，晏总兵移建于海岸，凡航海者谨事之。”我国东南沿海，宋代以后天后宫是航海事业的象征，南澳岛和柘林湾在宋时已有供航海者祈拜的天后宫了，而建设天后宫的蕃舶则是“国人出洋船舶”。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亦谓：“以市舶为夷舶，而以商舶为华商出洋之舶，亦称番舶。”由此可见，建造深澳港天后宫的，应是宋代航行国外的潮州船户了。

    到了元朝，潮州的海运贸易进一步发展，广东道肃政廉访司签事周伯琦到过潮州，他描述潮州沿海“田宿麦翻秋浪，楼舶飞帆障暮云。”可见元代潮州地区海运贸易十分繁荣。 
 
(摘自潮州日报)